却说杨家庄有个农民，名叫杨兆贵。一家四口人，除了他和老伴，还有儿子、女儿。儿子名叫杨继承。他在河边建了三间草房，开垦了五亩农田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农闲的时候，他和老伴到龙游河里打鱼。一家人谈不上富裕，倒也衣食无忧。
这年冬天，夫妻俩到河里捕鱼，一网下去，捞上来一个死人！死者全身赤裸，手里紧紧抓着一个皮箱！打开一看，箱子里全是汪伪政府发行的钞票，加起来足有几千万！那时面值大，有几千万并不奇怪。杨兆贵将死尸抛进河中，皮箱却带了回来。
回家不久，杨兆贵老伴无缘无故死了。杨兆贵觉得钞票来路不正，可能会给家里带来灾祸，他决定将皮箱扔回河中，可儿子杨继承却认为妈妈死亡与皮箱无关！毕竟几千万元钞票，扔掉实在可惜。再说江河相通，死者也不知漂到哪里去了，不可能物归原主。阴间的钱与阳间不同，还不如烧点纸钱给他，真钱留下来自用。
于是，杨兆贵请和尚为死者做了几天法事，又烧了不少纸钱给他。然后花钱在河边造了四间瓦房，又在屋子旁边买了十几亩良田。
杨兆贵有了钱和地，他帮儿子娶了个漂亮媳妇，名叫陈美如；女儿嫁到城里去了，据说也是一位富户。
没多久日本投降，杨继承参加国军，49年去了台湾。公媳俩住在一起多有不便，杨兆贵便住到女儿家不常回来。新瓦房中，只剩下陈美如一个人。
刚解放的时候，杨家庄常有一位流浪汉行走村中。流浪汉三十多岁，衣衫不整，篷头垢面。他也不向人要钱，也不帮人干活，不过谁家做喜事、丧事，他便跟亲友一起吃喝。主家客人几十上百，也不在乎他吃点喝点。流浪汉吃得好不干活，倒也生得肥头大耳，膀阔腰圆。
流浪汉名叫王大狗，在人家吃过晚饭后，随便找个草垛一躺，第二天再赶下家。他的衣服从来不洗，有人将旧衣服给他，他便将原来的扔掉。
杨家庄有位农民名叫张仁，父亲死后，亲朋好友都来吊唁，王大狗也去白吃。张仁狗眼看人低，亲友走后才盛了半碗米饭给他，剩菜说要留给家里的狗吃。王大狗口水直流，可张仁不给他吃也无可奈何。当他准备躺在张仁家的草垛里面睡觉时，张仁不怀好意地建议他去陈美如家借宿。因为杨兆贵到女儿家去了，陈美如一个人在家。王大狗果真去了。
陈美如听到有人敲门，战战兢兢将门打开，一看是篷头垢面的王大狗，立即又将门关上。这时外面下着大雪，王大狗大嫂长大嫂短地不断哀求，希望陈美如留他过宿。陈美如到底心软，打开公公房门让他睡了。见他身上太脏，怕污了公公床铺，又烧了一盆热水给他洗头洗脚。
一夜无事。第二天可能没有人家做事，王大狗一直睡到晌午。陈美如催他快点离开，王大狗就是赖着不起！
这天杨兆贵老伴忌日，他从女儿家回来祭奠，看见王大狗睡在自己床上，心里很不高兴。陈美如忙说王大狗是她娘家表兄，做生意路过此地，因此留他过宿。
听说是儿媳的表兄，杨兆贵信以为真，十分热情地留他吃饭。陈美如哭笑不得，可既然说是她的表兄，现在也只能假戏真做，表兄长表兄短地敬酒加菜。王大狗倒也聪明，陈美如叫他表兄，他反过来叫她表妹，叫杨兆贵干爷【如皋方言爷爷是爹的意思，干爷就是干爹】。
午后王大狗要走，杨兆贵如何肯放？又留他吃了晚饭，第二天才恋恋不舍地让他离去，并关照他以后常来。王大狗也不客气，以后三天两头到干爷、“表妹”家来。杨兆贵死后，王大狗仍然常来。陈美如已经习惯了叫他“表哥”，两个人不久做了夫妻。
这天村里来了一位相面的先生，大家都去找他看相。相面的人信口开河，他说张学义勤劳善良，不过尖嘴猴腮一脸苦相，过了七十岁，阎王不请自己去；王大狗方面大耳天生福相，一辈子吃穿不愁，过了八十三，还能转个弯。若是生在封建社会，至少也是个王爷。村民们认为他在胡说。相面的一本正经地说:
汉文帝刘恒有一个叫邓通的宠臣，两人关系很铁。某日文帝找我的祖先许负给他相面，许负说他有朝一日会穷困而死。刘恒大为不解：有朕在，邓通怎么可能会穷死呢？于是下旨赐给他一座铜山铸造钱币，开印钞厂的还能饿死不成？
邓通得此重赐感激不尽。一日文帝身上忽然生了一痈，竟至溃烂，日夕不安，邓通因文帝患病格外殷勤，昼夜侍奉顷刻不离。到得痈已成熟，破口流脓，文帝愈觉痈口热如火烧疼痛难忍，辗转床褥呻吟不绝。
邓通于是想出一法代为吮吸，渐渐的除去败脓得免痛苦。看官试想！这疮痈中脓血又臭又腐，何人肯不顾污秽用口吮去？独邓通情愿为此，毫无厌恶。文帝被邓通吮得爽快，便令他时常吮之。又见他做此污秽之事心甘情愿，文帝又别生他感触起愁肠。一夕邓通吮去痈血侍立一旁，文帝问道：“朕抚有天下，据汝看来，究系何人最为爱朕？”邓通不知文帝用意，随口答道：“至亲莫若父子，以情理论，最爱陛下的应无过太子。”文帝默然不答。到了翌日，太子入宫省疾，正值文帝痈血又流，便顾语太子道：“你可为我吮去痈血！”太子闻命不由皱起眉头，欲想推辞又觉得父命难违，没奈何屏着鼻息向疮上吮了一口，慌忙吐去，已是不堪秽恶，几欲呕出宿食，勉强忍住却是难受。文帝瞧着太子形容，就长叹一声叫他退去，仍召邓通吮血。邓通照常吮吸，一些儿没有难色，文帝大为感动，宠爱愈甚。惟太子回到东宫尚觉恶心，暗思吮痈一事是由何人作俑，使我也去承当？随即密嘱近臣仔细探听，旋得复报，说邓通经常入宫吮痈，太子既愤怒又惭愧，从此记下了这个人。
文帝驾崩后，新皇帝景帝上位，下令将邓通的财产全部没收，并赶出皇宫。邓通失去了靠山，又得罪了领导，最后饿死在街头。所以相由心生，人的命都是天生注定的，非人力所能改变！张学义死于非命，王大狗升官发财。从此三十年，吾言必验。今日相别，后会未可知也。”说罢飘然而去。
后来有了生产队，选举队长。有人恶作剧，提议王大狗当队长，大家都一致同意。王大狗又提名张仁当会计【这家伙虽然只给他半碗米饭，可建议他去陈美如家借宿，其功不小】，李义任记工员，张学义任保管员，马海涛任饲养员，！这些人家前几年都曾做过喜事、丧事。王大狗在他们家里吃过！所以做人不要看不起流浪汉！朱元璋讨饭为天子，姜太公钓鱼当丞相，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！
队长提名，社员们怎好反对？再说都是乡里乡亲，谁当干部都是一样！恨只恨前几年家里没有死人或嫁娶，否则也可能得到任命！
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。队长这官小得没品，可权力却大得没边。队里的人吃饭、睡觉、生孩子休息，都得队长说了算。队长，是实实在在的土皇帝。
王大狗当上队长后，只要听说哪户人家有喜事或丧事依然前去蹭饭！他是队长，他能光顾不叫蹭饭，叫把光！他的称呼再也不是王大狗：大人叫他王队长，小孩子叫他狗爹、狗叔。
话说王大狗吃白食出身，他哪里知道何时播种何时收割呀！不过五人领导班子成立后，王大狗经常召集大家开会。三个臭皮匠，顶个诸葛亮，何况五个人！开会前王大狗总是询问大家明天干什么？领导们畅所欲言，基本上观点一致。王大狗最后总结：“你们说得不错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
经过开会讨论，社员干活釆取记工分的形式，每天最高十分工，最低一分。五位领导人全年满勤，每天都是十分工。男社员干重活，一般都是七、八分；妇女干轻活，一天四、五分；小孩子假期或星期天参加劳动，也可以记一、两分。年终粮食除了上交国家的公粮之外，剩余的一律与工分挂钩。工分多的多分，少的少分。如果有副业收入，跟粮食一样按工分多少进行分配！
王大狗当年三十多岁，人模狗样的，又矮又胖，因为蹭饭时吃得不丑，一身横肉像个立着的石碾。平日里横披着上衣，黑肚皮精晃晃地亮着；浑身散发着恶臭，老远就能闻着。裤管儿一边挽得高一边挽得低，走起路来一步三摇，整个儿就是一个痞子，跟要饭时完全两样。要饭时王大狗还有点羞涩，叫他坐哪里就坐哪里，叫他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，从来不敢跟人发脾气。当上队长之后，王大狗嗓门一下子粗了，就象工地上的项目经理一样。
那时刚流行广播，家家门口都挂个喇叭，王大狗门口挂的是高音喇叭，一大早，他就接通广播，然后通知社员上工。如果上工的人动作慢了点，他就骂人家八代祖宗。树的皮人的脸，被骂的人低着头不敢喘气；没被骂的人如蒙大赦暗自庆幸。
也有硬碰硬不信邪的，甩开嗓子与王大狗对骂。村民杨大山有次骂他：“县官不过七品，我看你有十六品，架子比皇帝还大！”杨大山以为数字越大官职越大，十六品肯定比七品大。王大狗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就是十六品，你今天迟到扣三分工！”
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反正斗不赢，不少人也就学乖了，挨了骂赔上个笑脸，也就过去了；更多的人则是曲意巴结。会计张仁就是这样的人，以前王大狗讨饭，他连剩菜都不肯给他；现在王大狗当上队长，又提名他当了会记，于是王大狗说长，张仁说不短；王大狗说方，张仁说不圆；王大狗说公鸡能下蛋，张仁就说亲眼见。张仁深得王大狗信任，他不叫王大狗队长，人前人后总是叫他“头儿”。
有这么一个笑话：王大狗有天与张仁到田间视察，王大狗惊呼：“蛇！蛇！”张仁道：“听见草响的！听见草响的！”王大狗：“原来是死的。”张仁道：“闻见臭味的，闻见臭味的。”王大狗：“不是蛇，是根草绳。”张仁道：“我也这么想，这儿怎么会有蛇呢？”
张仁喜欢拍马屁，可是保管员张学义对工作却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，粮食进库、出库他都要过磅记账，稍有损耗他也记在账本旁边，分粮时跟大家讲明。大家都能理解，对他深信不疑。张学义自家分粮也跟其他人家一样，该多少就多少，一点都不会多分。
这年小麦上交公粮以后，还余一千多斤，张学义十分发愁，队里一百多人，一千多斤小麦怎么够分呀？不过有总比没有好。天气晴朗的日子，张学义总是将装在麻袋里的小麦搬出来翻晒，傍晚再收回去，那可是全队农民的工分粮啊。
这年九月，王大狗找到张学义，要求将小麦分掉。队长的话就是圣旨，张学义不能不听。可王大狗说一千斤小麦五位干部平分，其他农民就免了，到时就说被老鼠吃了；或者将墙上打个洞，就说被小偷偷了。张学义不同意，王大狗不由分说，与其他干部扛起麻袋就走，不过也给张学义留下两袋。
张学义觉得这样做不对，连夜告诉大队主任。大队主任大怒，第二天勒令王大狗等人将小麦退回仓库，从此王大狗和其他队干部对张学义都恨之入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