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完洪建军的故事,大家都拍手鼓掌,跟我同座的吴长寿同学却埋头抽泣起来。
“同学聚会应该高兴才是!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,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!”良狗调侃道。
“洪建军的病能够治好,我的病恐怕无人能治!”吴长寿苦笑着说。
“为什么呢?”大家一听都十分关切。
“因为……因为我得了尘肺病。”
下面是吴长寿讲的故事:
抗日战争时期,我父亲是一名新四军战士。在一次战斗中,父亲被和平军抓住。和平军就是伪军,帮助日本人的。当时和平军的队长就是我们村的地主陈学素,他对新四军特别痛恨。这次被俘的除了我父亲外还有三个战士。陈学素为了发泄仇恨,用菜刀将他们全部砍死。当轮到砍我父亲时,父亲叫他将菜刀磨快之后再砍!陈学素一边磨刀一边问我父亲姓名、家乡。当父亲告诉他自己名叫吴守信,家住陈家庄时;陈学素扔掉菜刀,放我父亲走了!因为他也是陈家庄的!地主汉奸虽然可恶,对于庄邻或许还有一丝怜悯吧。
日本投降后,陈学素又投靠蒋军当了团长,我父亲则是地下游击队队长。在一次战斗中,因为寡不敌众,我父亲又被敌人抓住,陈学素仍然将他放了!
1949年陈学素逃去台湾,临走前他交给父亲一只布袋,里边装有十几块银元几十枚铜币,还有一块玉笏。他叫父亲代为保管,等他下一次打回来时再还给他!因为他两次饶我父亲不死,父亲也就点头同意了!
我家有个睡柜,半人高,一人长,里面可以放东西,上面睡人。父亲将贵重东西放在里面,自己就睡在上面。除了他本人,任何人都不可以碰睡柜。小时候我从柜里偷了两块银元,结果差点被他打死!
解放后,因为父亲当过新四军、游击队,组织上让他做大队民兵营长,后来又担任公社人武部部长,1958年与妈妈结婚,后来生了姐姐和我。
六十年代末,有人说父亲与汉奸陈学素关系极好:其他人被捕后都被杀头或枪毙,唯独我父亲被放了回来!这是什么缘故呢?造反派头子及红卫兵小将们将我父亲吊起来毒打,非要父亲说出原因不可!
陈学素到台湾去了,他为什么不杀父亲,只有他自己知道!他放父亲走,难道父亲求他杀了自己不成?父亲不交代,红卫兵就拼命打,最后生生将父亲双腿打断;还认定他是叛徒、特务!公社革委会主任动员妈妈与他划清界线。妈妈顶不住压力,最后与父亲离婚,嫁到如东海边去了!
从此我与父亲、姐姐相依为命!父亲腿被打断,根本不能干活。姐姐比我大五岁,我上一年级时她小学毕业。为了让我上学,她主动辍学打工。从小学到高中,我的学费都是姐姐给的!高中毕业后,姐姐嫁到浙江嘉兴去了。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。那时父亲也平反了,民政局每月给他几十块钱!
因为父亲残废,我一直在家务农并照顾他,十几年都没有出去打工。
父亲平时沉默寡言,很少打我骂我,可我就是怕他。只要他一看我,我就觉得他的眼神跟刀子一样,浑身发寒。
我不知道别的父子如何相处,我只知道我跟父亲之间好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薄膜,想亲近却又有些畏惧。
不知九六年还是九七年,陈学素从台湾回大陆探亲。离家时他还不到四十,现在已经八十多了!他在儿子的陪同下找到父亲。他虽然老态龙钟,可记忆仍然清晰。他叫父亲将玉笏还给他,银元、铜钱也就不要了!
父亲当时不知怎么想的,矢口否认他有东西放在我家!陈学素老泪纵横,他说他不缺钱用,可玉笏是他的祖传之宝,他想交给大陆的儿子,但绝对不会带去台湾!父亲任他痛哭流涕,始终不承认拿过他的东西。
陈学素无可奈何地走了!他逢人便说我父亲赖了他的东西,父亲的形象一落千丈!我问父亲为何不将东西还给人家,父亲抬手便给我一记耳光!
因为家庭条件不好,我到三十岁还是光棍一条!陈学素回台湾不久,他儿子又到我家来了。我以为他来讨要玉笏,心里十分忐忑。想不到他却是为我介绍对象而来。
原来陈学素兄弟三个:他是老大,老二生了三个女儿。他儿子想把堂妹陈琴介绍给我!
我一听喜出望外,因为陈琴跟我高中同学,长得十分漂亮。父亲说她可能知道我家有宝贝,否则如何看得上我?我说喜欢人也行,喜欢宝贝也行。如果娶不到老婆,要宝贝又有何用?父亲听我说得有理,最终还是默认了。
当年底我与陈琴结婚。陈家只向我家要了五千元彩礼,也没有什么陪嫁。陈琴对我父亲十分照顾,经常将他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不知何故,陈琴一直没有怀孕。一年后,她说要去日本做服装,以后便没有消息了。我去岳父家询问,岳父说她已跟别人领了结婚证,再也不会去我家了!我跟她没有任何手续,虽然心有不甘不过也无可奈何!
2008年的时候,父亲不幸得了食道癌,这年他已九十岁了,他不肯接受任何治疗。弥留之际他叫我从睡柜里面翻出布包,银元铜钱以及玉笏都在!
父亲去世后,我到网上查了一下,玉笏是古代臣下上殿面君的工具,跟我家里一样的标价百万以上!
我激动得不能自已!四十多年了,我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,老婆也不知去了哪里!有了一百万,何愁没有女人嫁我!老房子肯定不会住了,我是到如皋买房子,还是到南通买呢?我翻来覆去拿不定主张。
第二天,我来到南通古玩市场,我以为人们一见玉笏肯定会围观甚至抢购;可是老板瞄了一眼便说是假的,五块钱一个!
怎么可能是假的呢?这可是解放前大地主陈学素寄放在我家的呀!父亲保存了一世,并且昧着良心没有还给人家!当然这些话我想在心里没有说出口。
假作真时真亦假,无为有处有还无!也许他们假货看多了,遇到真货也当假货了!
几天后我又来到上海收藏品交易市场,买卖人对我的玉笏不屑一顾!一位签定师听我讲明它的来历,十分肯定地认为我家的真品被人掉包了!
父亲一直将玉笏藏在睡柜里面,而人就躺在上面!我家里很少有人来,即使来人也不可能打开父亲的睡柜!因为柜上要睡人,柜板两寸多厚呢!
肯定是陈琴!她来我家一年多,没事就打扫卫生!玉笏本来便是他伯父存在我家的,她假装嫁我就是为了取回玉笏!为了不引起怀疑,她竟然找了一块假的放在原处!
只有这一种可能,我无话可说!假玉笏我舍不得扔掉,回家后仍放到父亲睡柜里了。至于银元,五十块钱一只,卖不卖都没意思!
房子肯定买不成了,老婆也不想娶了!我将屋门锁上,一个人来到嘉兴。姐夫介绍我到一家化肥厂打工,我被安排去煤球车间拉煤。车间主任是个姓马的中年人,总爱板着个脸,像是谁欠了他的钱没还似的。我们的班长叫马德胜,外号三毛,是车间主任的侄子,其实就是一个痞子,特爱狐假虎威,动辄就责骂、呵斥人,有时还动手打人。
我们一个班有七八个人,都是些身强力壮的小伙。班里给每人配备一辆翻斗车,一把铲煤的锹。那翻斗车和现在的工程翻斗车相似,只不过小得多,又是人力操作。翻斗车装满煤,大概有三四百斤重,我们要将它推到搅拌机边,把煤扣在铁板上,然后再去拉。
有人专门负责往煤块里加泥块,然后往搅拌机里铲,搅拌后的煤泥被送到粉碎机里,粉碎机飞速旋转着,声音震耳欲聋,车间里煤尘弥漫,我们的眉毛上、鼻孔里,全是黑乎乎的煤粉。粉碎了的煤粉输送到煤球机上,压成一个个蛋形煤球,再送到烤炉上烤干,就成了成品煤球了。
因为光着膀子在烈日下暴晒,身上就晒出许多燎泡,一搓就破,疼得我龇牙咧嘴的。没多久,我的脸上,后脖上,胳膊上,都被晒得脱了一层皮,原本白皙的皮肤变得黝黑,慢慢地油光发亮起来。
记得有一次,因为加班,我连熬了几个通宵,累得都快趴下了。那天又加班,我只觉得眼皮沉重,哈欠连天。我把翻斗车铲满了煤,便把煤锹往两条车把上一搭,然后一屁股坐在锹把上,打起盹来。朦胧中我被人狠狠地踹了几脚,疼得彻骨。我睁开沉重的眼皮,只听三毛在跳脚咆哮:“你他妈的是来拉煤的,还是来睡觉的?你现在就给我滚!”我揉着眼,一言不发地回姐夫家去了!我当时只要睡一个囫囵觉,开除不开除不管他了!
就在那天夜里,贵州一位名叫文金山的小伙也是一边拉煤一边打瞌睡。他原本应该把煤倒在铁板上,可他却直接将煤往搅拌机里倒去。小车进了搅拌机,小文意识模糊,无论如何不肯放手,结果连人带车一起进了搅拌机!
小文死后,三毛向我打招呼,说他昨天态度不好,让我仍到厂里上班,我说什么也不肯去了。姐夫见我吃闲饭,阴阳怪气地说:“生死都是命中注定的!阎王叫你三更死,决不留人到五更!你如果命中该死,到哪里都躲不过去!”
我不相信每个厂里都有危险,后来我又自己找到一家植绒厂里打工。植绒厂就是利用电荷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特性,将绒毛粘贴到原料布上!由于绒毛极小,看起来就象灰尘,车间生产时就象下雾似的。我想脏就脏点吧,晚上洗洗澡换换衣服也就干净了!
今年初,我不断咳嗽、胸闷,开始以为是感冒,到嘉兴医院检查之后,医生说我得了尘肺病,再也不能在植绒厂里干了!我辞去工作回到如皋治疗。现在几个月过去了,打工挣的钱全部用光,病情却一点不见好转。有人建议我找厂方赔偿,可老板是广东人,赚钱之后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!
我现在身体一天比一天差,呼吸时胸部也疼痛不已。我已无钱治疗,不知哪天去见马克思呢!
“快了,快了!关键是你的名字取得不好:吴长寿,无长寿,自然不可能长寿了!”听完吴长寿讲的故事,那位名叫陈琴的同学慢条斯理地说:“玉笏本来就是我家的东西,我为了取回玉笏,把最珍贵的第一次都献给你了,你应该心满意足死而无憾了!”
下面是陈琴讲的故事:
1949年,国民党败退台湾,我伯父也不得不走,可他官职低微,无法把妻儿带在身边,于是将妻儿送回了老家如皋陈庄,他的两个弟弟[也就是我爸和我叔也在村里,而当时他的两个儿子,一个1岁多,另一个才1个多月大。
因为救过吴守信,临别前伯父把家里的银元和玉笏交给他,并且嘱托吴守信,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,吴守信点点头答应了:
到了台湾后,我伯父又娶了一位金门人名叫王淑珍,她大字不识一个,但温柔贤惠,家中共有4个孩子,她每天也辛苦去做工,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,虽不富裕,但一家人其乐融融,日子过得倒也温馨。
可是20年后,王淑珍突然发现,我伯父有一个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!
有一次,她无意中看到我伯父的战士授田凭据,亲属一栏写着两个名字:陈海波、陈海涛。
这个名字他们从未见过,王淑珍问这是谁,我伯父很紧张,说是写错了。后来,王淑珍又发现我伯父经常通过香港的战友给大陆寄信寄钱。自己钱都不够用,干嘛还给大陆寄钱?他又是给谁寄的呢?
在王淑珍的几番逼问下,我伯父终于坦白了:原来,他在大陆还有妻子和两个儿子。
王淑珍愤怒极了!两人刚认识时,她就不相信他没结婚,结果他找来几个战友作证,王淑珍信以为真,就嫁给了他。
儿女们也愤怒极了,认为爸爸不应该撒谎,为了一家人的幸福和睦,他们寄信给爸爸在香港的战友,请他们劝说爸爸不要再和大陆联系,要不然整个家就完了。
没想到,我伯父得知后大发雷霆,从此家也不回,搬到单位里去住了。
从这以后,本来相亲相爱的一家人,变得相敬如宾。其实孩子们知道,爸爸一直想回大陆看看亲人,只是苦于没有机会,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两岸早日统一。
1987年,蒋经国开放老兵返乡,可此时我伯父却得了肺纤维化,呼吸困难,连下床都困难,更别说长途跋涉回大陆了。
可伯父不肯放弃,以顽强的意志力,和病魔苦苦抗争了十年,终于回到了家乡如皋.
可是他最终都没能再见上大陆妻子一面,他回来前妻子就去世了,儿子怕他难过,也没有写信告诉他。
我伯父大陆的妻子名叫杨文红,大家闺秀,是一名有文化的女子,汪伪时还上过几年学,婚后两人育有二子,取名陈海波、陈海涛。
一个柔弱的女人,再加上两个年幼的孩子,这样的家庭如何活下去?好在我爸和我叔主动帮忙干起了农活,这才撑起母子三人的全部生计。吴守信为了和我伯父划清界限,一次都没有来过,玉笏的事更是提也没提。
我伯父去台一年后,就从台湾捎来一封信和50块钱,后来又通过香港的战友不断给大陆寄信寄钱。杨文红自然也给他回信。
听台湾的孩子说,我伯父每次接到大陆来信,都是一边看一边流泪。这个在战场上见惯无数生死离别的硬汉,却流露出无比柔软的一面。
一股暖流涌上女儿陈海燕的心头,她突然很想见见,那些在大陆从未谋面的亲人。她劝说自己的妈妈:如果你是大陆的那个大妈怎么办?
守寡一辈子,还要带两个孩子,他们能活下来已经不容易,爸爸寄钱去只是为了做一些弥补,况且那一点钱,怎么弥补得了对他们的亏欠。
她和妈妈商量,等她退休了,就母女俩一起去大陆看看,可时间不等人,1989年,她妈妈就去世了。
1997年,陈海燕终于和我伯父一起,来到了过去的老家江苏如皋陈庄村。她见到了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,哥哥特别激动,带他们去了妈妈的墓前。
听说吴守信还在世上,我伯父决定去看看他,顺便把玉笏要回,谁知道吴守信一点都不守信,矢口否认我伯父有东西放在他家。
我伯父回台后就去世了。2000年4月,陈海波兄弟去了台湾。
他们对弟妹说:这次来台湾,希望不要有误会,我们不是来分家产的,只是一家人不应该心散了。在两岸之间,虽然有太多这样那样的误会与隔阂,但我们同根同源,血浓于水!
陈海燕说:妈妈去世前半年,我曾忐忑地征求她的意见,她的骨灰要不要和爸爸的放在一起。
因为爸爸曾经欺骗了她,他们在晚年已经形同陌路。没想到妈妈非常坚定地说:要!
我希望下一代,依然能保持联系,海峡不应该隔断我们的亲情。
在伯父的讣文上,他们加上了两个妈妈,还有同父异母的六个孩子。如果不是两岸的隔阂,我的伯父和两位伯母,就不会直到离世,还留下那么多委屈和遗憾!
从古到今,人世间有过多少这样的阴差阳错,是命中注定,也是无力反抗,但即使在充斥黑暗的时代中,依然会有人性的光辉会照射出爱的晴朗,我祈愿海峡两岸同胞,再也没有隔阂,再也没有遗憾,因为我们是炎黄子孙!